萝卜花灯里的水晶心

       我小时候只知道一个节日，就是春节。父亲活着时，每逢过年，他都会去集市上买二斤带鱼二斤肉，顺带着买上一纸包的橘子瓣糖，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。分到手里的一颗常舍不得一气吃完，总是含一会儿，拿出来，用纸包着揣进兜里，过一会儿再吃。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大英子则总是把糖放进母亲嘴里，说：“妈，甜的。”母亲的舌尖沾了一下糖，立刻眉开眼笑起来，嚷：“真甜。”那块糖被母亲嚼得极响，我在一边咽口水，父亲在一旁抽旱烟，幸福知足的样子。
父亲家穷，三十岁娶回了弱智女子，先有了女儿大英子，三年后有了儿子，就是我。好歹是个家，父亲很知足。姐姐七岁就会帮助父亲操持家，照顾我，照顾母亲。里里外外小大人一样。
父亲要强，希望妻子每天都吃到橘子瓣糖嘿嘿地笑，女儿能够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过年有身新衣服，儿子有串五百响的鞭。所以，每年冬天他都去采石场砸石头。
我七岁那年冬天，他被人从采石场抬回来直喊心热，他说他想吃点儿凉的东西，最好是那种冻在地窖里的心里美萝卜，姐姐奔出去，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爸没能耐，不能好好照顾这个家……”
姐姐削好萝卜端到父亲床前时，父亲的心已经凉透了。家里没了顶梁柱，街坊邻居说：老李家的天塌了。
送走父亲那天，母亲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，躺在地上打滚不起来，旁边的人看着直抹眼泪，姐姐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，跑进屋里，搬了凳子从衣柜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纸包，纸包里只有两瓣橘子瓣糖，姐姐把一瓣递给母亲，一瓣递给我。母亲浑身是土，站起来，把糖嚼得很响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英儿，真甜。”姐姐把我搂在怀里，眼泪滴到我的头上，她说：“弟，姐一定让你跟妈吃上糖，一定!”
办完父亲的丧事，亲戚们商量着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，然后我跟叔叔过，姐姐跟一位远房姨去。决定做出来后，姐姐始终抱着那切剩下的半根萝卜一声不吭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她。好半天，姐姐还没开口说话，泪先流了下来，“我不干，我们不把我妈送走，也不把我弟送走，那样我们家就散了……我在我爸的坟前发过誓要照顾好我妈我弟的，我说话算话。”
母亲去精神病院需要钱，负担我们姐弟的生活同样需要钱，亲戚们听姐姐这样说，就谁都没有太坚持。
我那时只知道玩儿，跑累了，回家吃口饭或者睡觉，很多事都是后来听老家的人说给我听的。有点儿记忆的是，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时，姐姐都在厨房里。厨房里烟雾缭绕，姐姐瘦小的身子裹在父亲肥大的衣服里，刷锅、剁猪食、烧炉子、扇火，一丝不苟，从不叫我帮忙。炕头上的母亲常睡得流口水，说梦话。
除了吃饭时，我几乎看不到姐姐。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睡觉。但我要穿的衣服总会整齐地摆放在枕边，柴火垛永远高高地在门口垒着。姐姐，似乎处处不在，却又无处不在。
那一次，我跟邻居胖墩为了个泥炮打了起来，胖墩妈跑过来骂我;“你这死孩子，就知道没心没肺地玩儿，你都多大了，看你姐，一天累死累活的……”
那天，我破天荒地在天黑前回了家。远远地看到姐姐背着一捆柳树条往家走，柳树条很长很多，几乎把姐姐全部遮住，只能看到她肥大的灰色衣服。我心一酸，忙跑过去抢，“姐，我背!”姐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“弟，帮姐往上提提。”
那些年过年时，家里再没有买过肉、吃过橘子瓣糖。但是姐姐总会在年三十的晚上端出一个萝卜花灯来。一棵大红的心里美萝卜，下半部被掏空，挖成碗状，再把萝卜吊起来，灌上水，日子长了，便从萝卜顶上冒出花茎来。花茎就从萝卜的四周长上来，乳黄色娇嫩的花茎把萝卜围起来，开放出无数朵细小的金黄色小花，像一只小小的灯笼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因为这个小小的萝卜花灯，简陋的家里便洋溢着新年的气氛了。就连不太懂事的母亲也围着萝卜花灯一叠声地叫：“英儿，英儿，好看!”说着伸手去掰。我连忙拉住母亲，说：“还得给胖墩妈看呢!”母亲一听这话连忙把手缩回去，看着姐姐嘿嘿笑。母亲什么东西都想给胖墩妈看，有显摆的意思。胖墩家过年有肉吃，有糖吃，有新衣服穿，可是，他家没有巧手的女儿，没有萝卜花灯。
看到妈妈笑，姐姐苍白的脸便有了几分红润，她再拿只萝卜切成细细的丝，一半切馅包饺子，一半拌上白糖做凉菜。
以后，年年春节前，我便跟在姐姐后面，看她做萝卜花灯。看着那小花一点点开，贫穷的生活仿佛就有了一点儿盼头。
十二岁，姐姐就不再上学了，跟一个会做衣服的亲戚学裁剪。姐姐不知道从哪淘换来的旧报纸，在上面用烧过的炭灰画，然后用剪子剪。有时，剪好的样子转眼就被母亲撕掉了，姐姐也不急，再画，再剪。
父亲的大衣服终于变成了我身上合体的衣服，我穿上很像样。姐姐总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看个没完，然后抹了抹眼睛说：“弟，姐一定让你穿得像模像样的，只要你好好学习。”
我知道姐没上够学，她一直都是班里的第一名，可没办法。街坊邻居说：“英子哪都好，就是命不好。”
姐姐可以收活了。开始是帮邻居缝个裤脚边，锁个扣眼，再后来便可以下剪子做新衣服了。姐姐心灵手巧的优势很快显出来。一样的雪花呢布，就是镇上最好的成衣铺也只能规规矩矩地做方领的上衣，姐姐却能做成圆领镶小花边的。有一次，姐姐裁好的布转眼就不见了，原来是母亲拿它填了灶坑。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姐姐发火，“妈，你到底是想咋的，这么贵的料子，我拿啥赔人家啊?”
隔一天，姐姐去了镇上，回来时脸白得跟张纸一样，手里却拿着块跟母亲烧掉的一样的料子。我问姐哪来的钱，姐说：“碰到叔了，叔给的。”我便信了，转过头继续去做自己的数学题。
晚上，姐突然发起高烧来。我吓坏了，出去叫了胖墩妈、胖墩爸，他们把姐姐送到医院时，那医生一眼就认出姐来，他说：“这姑娘不是白天才卖了血吗?”
靠着姐的一双手，母亲过年又吃上了橘子瓣糖，我有了新衣服穿。只是十八岁的姐姐那一双手粗糙得不能看，上面满是裂缝，像张老旧的渔网。有时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瞧我弟这手，天生就不是干活的命。”说着说着，眼里就汪了泪。那时，我上了大学。在学校里，没人知道我家里的情况。偶尔同学说起家里的事，我都很自觉地回避。年轻时的虚荣心像荒野上的草，很容易就长得很高。
那年的寒假，我写信给姐说要做课题不能回家。其实，我只是不想跟女朋友分开。过年的前一天晚上，寝室里的电话响，学校门卫说有个老太太找我。我很纳闷儿，跑到门卫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我看到穿得鼓鼓囊囊的姐姐，手里宝贝似的拎了个三角兜。我说：“姐，这老远，你咋来了?”门卫吃惊地瞅了一眼又一眼，问：“你姐啊?”
我把姐领回了寝室，倒了一杯水给她。她的双手捧着那杯热水，不时地把杯子往脸上贴，她冻坏了。她说：“胖墩爸那破车敞篷的，冻得人直想往沟里钻……”突然，她想起什么似的，打开三角兜，里面先是纸盒，后是棉絮，再里面是萝卜花灯。花七零八落，萝卜也冻得透亮。姐有些手足无措，“寻思着你在学校里过年，也没啥意思，弄了这个增加点儿气氛……”
我的泪一点点涌上来。我说：“姐，明天我带你去逛逛街。”姐扑打扑打身上的衣服，说：“哪能逛呢，这年终岁尾，成衣铺的活都成堆了。要不是赶着胖墩爸进城买洗衣机顺路，我哪能出得来呢?”
那天晚上，姐睡在我的寝室里，我们谈起父亲，谈起父亲在世时我们那个简陋却很温馨的家。每年过年都吃橘子瓣糖，我的泪怎么也忍不住了。我说：“姐，明天，我跟你一起回家。”
我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，母亲在姐姐的精心照顾下安详地走完了人生路。32岁那年，姐姐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。只是，她再不做衣服了。从小就拿剪子，受累，她的关节风湿痛很严重，一到阴天下雨，浑身就疼得不能动。
如今，橘子瓣糖、萝卜馅饺子、凉菜，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唯有萝卜花灯，始终在我们的记忆里闪亮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