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母亲选择的生活

　　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，我相信我母亲无所不能。她是个活力充沛、朝气蓬勃的女性，打网球，缝制我们所有的衣服，还为一个报纸专栏撰稿。我对她的才艺和美貌崇敬无比。
她爱请客，会花好几小时做饭前小吃，摘了她花园里的鲜花摆满一屋子，并把家具重新布置让朋友好好跳舞。然而，最爱跳舞的是母亲自己。
我会入迷地看着她在欢聚作乐前盛装打扮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我们喜爱的那袭配有深黑色精细网织罩衣的黑裙子，把她的金黄色头发衬托得格外美丽。然后，她会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为在我眼中全世界最美的女人。
可是在她31岁时，她的生活变了，我的也变了。
仿佛在突然之间，她因为生了一个良性脊椎瘤而弄至瘫痪，平躺着睡在医院病床上。我当时10岁，年纪还太小，不能领略“良性”一词是怎样的反话，因为，她从此以后便永远不一样了。
母亲以她对其他一切事物的那种积心情面对她的病。“物理治疗”和“残障”等词成了我们一起进入的那个陌生新世界的一部分。我逐渐开始照顾一向照顾我的母亲。
她终于可以起来坐轮椅了，于是，把她推入厨房便成了我的例行工作。在那里，她指点我把胡萝卜和马铃薯皮削去，以及用鲜蒜、盐和大块牛油揉在要烤的牛肉上的诀窍。
我11岁的时候，母亲告诉我她和爹爹将会有个小宝宝。不久，我便成了我那个小妹妹玛莉·特蕾丝的“母亲”。我很快便学会替小宝宝换尿布片、洗澡和喂奶。
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特别清楚：玛莉·特蕾丝两岁时跌了一跤，膝盖的皮蹭破了，她哭了起来，掠过我母亲伸出的双臂而投入我的怀抱。我看到母亲脸上隐约浮现的难过神情时，已经太晚了，但她只是说道：“她当然应该跑到你那里——你把她照顾得那么好。”
母亲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我们俩人生命中的大事：驾驶有动力辅助转向和动力辅助煞车装置的汽车，她重返大学读书，以及得到辅导硕士学位。
她尽力学习一切有关残疾人士的知识，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残障社的辅导团体。有天晚上，她带我的妹妹和我到那里去。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身体上有各种不同残障 的人。我回到家里，心想我们多么幸运。她还介绍我们认识一些大脑麻痹患者，让我们知道他们大都和我们同样聪明。她又教我们怎样和弱智的人沟通，指出他们时 常都很亲切热情。
由于母亲那么乐观地接受了她的处境，我也很少对此感到悲伤或怨恨。可是有一天，我不能再心平气和了，在我母亲穿高跟鞋的形象 消失以后很久，我家有个晚会。当时我十几岁，当我看到徽笑着的母亲坐在旁边看她的朋友跳舞时，突然醒悟到她的身体缺陷是多么残酷。我脑海里再度映现母亲容 光焕发、翩翩起舞的倩影，不知道她自己是否也记得。我朝她挨近时，看到她虽然面带笑容，却热泪盈眶。我奔回自己的卧房，哭了起来，对上帝大发脾气，对我母 亲身受的不平深感愤慨。
我长大后在州监狱任职，母亲毛遂自荐到监狱去教授写作。我记得只要她一到，囚犯便围着她，专心聆听她讲的每一个字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。
她甚至在不能再去监狱时，仍与囚犯通信。有一天，她给了我一封信叫我寄去给一个姓韦蒙的囚犯。我问她信可不可以看，她答允了，但她完全没想到这信会给我多大的启示。信是这么写的：
亲爱的韦蒙：
自从接到你的信后，我便时常想到你。你提起关在监狱里多么难受，我深为同情。可是你说我不能想像坐牢的滋味，那我觉得非说你错了不可。
监狱是有许多种的，韦蒙。
我31岁时有天醒来，人完全瘫痪了。一想到自己被囚在躯体之内，再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，我便伤心极了。
有好长一阵子，我躺在那里问自己这种生活值不值得过。我所重视的所有东西，似乎都已失去了。
可是，后来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我仍有选择的自由。看见我的孩子时应该笑还是哭？我应该咒骂上帝还是请他加强我的信心？换句话说，我应该怎样运用仍然属于我的自由意志？
我决心尽可能充实地生活，设法超越我身体的缺陷，扩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。我可以选择为孩子做个好榜样，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体上枯萎死亡。
自由有很多种，韦蒙。我们失去一种，就要寻找另一种。
你可以看着铁栏，也可以穿过铁栏往外看。你可以作为年轻囚友的做人榜样，也可以和捣乱分子混在一起。
就某种程度上说，韦蒙，我们命运相同。
看完信时，我已泪眼模糊。然而，我这时才能把母亲看得更加清楚。我再度感觉到一个小女孩对她无所不能的母亲的崇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