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情超级大国(转自读者)

       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，相对而言，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，一个“和为贵”的民族。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，即便在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，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，进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，也常常不耐“人情淡薄”的心理缺氧，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——领袖是“爷爷”和“爹爹”，官员是“父母”，下属是“子弟”，朋友和熟人成了“弟兄们”，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“铁哥”“铁姐”。这种现象在现代军队、工厂、乡村、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。从蒋介石先生开始，就有“章子不如条子，条子不如面子”一类苦恼：章子代表公事公办的法度，没有私下写“条”或亲自见“面”的一脉人情，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，就不是时时管用。公事常常需要私办，合理先得合情。一份人情，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，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。这样看来，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“吃喝风”，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，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，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。中国式的有情有义，意味着有饭同饱，有酒同醉，亲如一家，情同手足；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，有事带过，笔下留情，刀下留情，知错不言，知罪不究，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（讳长者或尊者）与和睦关系（讳友人或熟人）。一位警察曾经对我说，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效率不高，之所以结案率低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。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，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，也开口就是伪证，没有几句真话。这种“见熟就护”的官官相护或民民相护，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、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耗费，还有悬案、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。　　
        　　民主需要成本，法治需要成本，光人情成本一项，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，人们就完全可能弃民主与法治之昂贵，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。解决纠纷时宁愿走“黑道”而不愿意走“白道”，遇上贪官横行就期盼尚方宝剑和最高指示下的残酷整肃，已经浮现出传统政治的幽灵，表现出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，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。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，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。事情是很复杂的。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何时瓦解，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。据实而言，人情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。从历史上看，中国人并没有主流传媒上常说的“穷了几千年”，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，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“中国风”吹在西方，来自中国的瓷器、漆器、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，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，就像今天进入中国的劳力士手表和皮尔?卡丹时装一样成为奢豪的象征。中国人也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，排除世袭背景的开科取士，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，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，并且成为赫赫《拿破仑法典》制订时的重要参考，就像一个世纪以后舶来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一样闪耀着文明之光。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，大体而言，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？　　
        　　即使到了社会化生产的现代，人情常常导致理法的松弛和扭曲，但有时也有超理法的魔力。认人、认情、认面子，就足以使有些团队——（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这样）团结如钢披荆斩棘所向无敌，有些“父子档”、“夫妻店”以及一些“贤人魅力”下的经济奇迹皆可为证。这并不是一个小数，也恐怕难以统统归之偶然。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，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。公私界线不清，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剜了百姓的肉，都可以忍着。公公界线不清，故法人“三角债”或“N角债”能清则清，清不了也肉烂在锅里共同混过而不是度过难关。私私界线不清，于是子女下岗吃父母的，本家吃完了吃亲戚的，亲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，反正天无绝人之路，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，说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者搓一手麻将，甚至出外喝茶时还顺手给邻桌的哥们儿偷偷买下单，留给哥们儿结账时一份惊讶和温暖。这种民间的和隐形的大规模财富调节转移，拿到美国行得通么？很多美国人连亲人周末吃饭也得AA制，还能容你们这些人情蒙面的大盗来打家劫舍？　　
        　　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，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，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，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。这个闹轰轰的大国问题严重居然就是垮不掉。他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没有人情传统的地位，也就拿不准中国的脉，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，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相当然的难事。　　
        　　比方说，如果说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老牛负重；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，算不上什么难事。